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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代与分期：本文拟将西樵山文化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也即同一文化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目前对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有关主要遗址的发掘做得不够，特别是对细石器遗存的年代看法分歧较大，本地区又缺乏可资比较的遗址。因此，这里所谈的年代和分期还是大致的推断。早期以西樵山火石迳等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其上限年代暂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其下限年代有些遗址可能更晚一些(如果将来证实细石器遗存确与有肩石斧等大石片石器或陶器共生，则可并入中期，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那就另当别论，则不包括在西樵山文化范畴内)。中期文化遗存，以及西樵山遗址中出土有肩石器及绳纹、刻划纹粗砂陶的遗存。文化遗物以绳纹、刻划纹粗砂陶、泥质红陶、彩陶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年代推定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一是根据金兰寺中层测定为4035±95年BP.(树轮校正为2495±145年B.C.)但其下层比中层的文化内涵有较大差别，下层不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二是西樵山镇头西坡贝丘遗存第三层测定为5470±100年BP.(树轮校正为6120±140年BP.)（66）。三是深湾F层推定为2000-4000年B.C.。晚期的可以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第7、10、11、12地点等、金兰寺中层(包括2A、2B层)、龙江村(相当于金兰寺2A层)、河宕(包括中层和下层)、灶岗(相当于河宕下层)、茅岗、鹤地山、赤湾村以及深湾Cb层等为代表。文化遗物总的特点是磨光石器很普遍，而以有肩石斧、锛、铲和有肩有段锛为典型器，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粗砂陶、泥质软陶、还有硬陶(如河宕等)共存，但未出夔纹硬陶、釉陶和青铜器。根据地层叠压、器物演变，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下限可能要到商代。有一些测定年代可供参考，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测定为5050±100年BP.(校正值5660±125年BP.)（67）。灶岗为5405±120年BP.(校正值6040±140年BP.)，河宕旧圩下层四个贝守则标本为4905±5085年BP之间(校正值距今5500-5705年)。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M1人骨测定为3600士100年BP.(校正值3900±100年BP.)，M12人骨测定为3800±10年BP.(校正值4200±160年BP．)。高要茅岗一个木炭标本为4070±100年BP．(校正值4490±150年BP．)；另一木炭标本为4265±90年BP(校正值4735±140年BP)。深湾cb层三个贝壳标本测定为3830±95年(2400年B.C.)、3700±95年(2200年B.C.)、3110±95年，(1500年B.C.)。以上这些测定年代，若从文化遗物特别是陶器发展变化的顺序编年来比较，晚期遗址中不少用贝壳标本测定的年代都嫌偏早，原因这里从略（68）。但了解这一点对遗址年代的排比是很重要的。综上所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至港澳沿海岛屿，存在着一种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中期和晚期)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分布范围广、经历时间长、内涵丰富多彩。在遗址的地理位置、主要经济类型、文化遗物特征、墓葬及其习俗(包括人工拔牙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既区别于粤西封开黄岩洞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粤北以英德青塘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又区别于韩江三角洲以潮安陈桥村、池湖凤地贝丘遗址类型为代表的中期遗址，也区别于粤北以石峡遗址下层为代表晚期文化(即石峡文化)。但它又与韩江三角洲、粤西地区(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高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又与广西邕江至左右江以南地区尤以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包括金门的蠔壳墩)、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等，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再从我国有肩石器的发源地(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是一个主要发源地)、主要分布区(两广地区)以及传播关系，即有肩石器在台湾、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发现看，也可以说明西樵山文化与它们有着一定的关系。总之，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以及广东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同属我国江南地区百粤族分布区的“先越文化”(参看拙文《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1期)，但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别(特别是在中期和晚期的前一阶段)。如果说石峡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那么，西樵山文化则是一种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的种种迹象看，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更带有“流动性”的特点。到了相当夏商时期，特别是到了青铜文化(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总的说来相当于西周-战国晚期)，由于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邻近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影响，随后又受到中原商周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西樵山文化终于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所取代。
(3)骨角牙蠔蚌蚶等质料的生产工具和饰物：在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岛屿的贝丘和沙丘遗址中，出土有一部分以动物、介壳类遗骸制作的工具和饰物，这也是西樵山文化遗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例如，在万福庵、河宕狮子桥、王借岗等遗址，都发现有蠔壳磨成的穿孔工具。河宕旧墟出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穿孔骨针(疑即织鱼网织针)。河宕的骨镞比石镞多几倍。新会罗山咀发现穿孔蚶壳、深湾下层有穿孔鲨鱼牙饰。有些遗址还出土鱼脊骨串饰等。
(2)陶器：西樵山遗址发现的陶器很少(前后出土估计不过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两类：一类是夹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这里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征，如黄褐色或红褐色，胎薄，火候低，饰绳纹、划纹或压点纹，有的带红色、白色陶衣，年代应当较早。另一类是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印纹陶，后者也有夹砂的(胎较厚)，纹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半重圈纹等，年代当较晚。我们可以从西樵山周围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遗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南海观音庙口、新会罗山咀、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湾F层等。这类遗址夹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罗山咀、大、小梅沙都达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还有罐、钵(碗)、盘、杯、豆和“器座”等。纹饰以各种绳纹和刻划纹、篦点纹为主。器形一般较小，手制或模制。泥质陶有罐、镂孔矮圈足盘、平底盆和浅盘、豆、杯等。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占一定比例，并出现了彩陶，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如金兰寺、万福庵、深湾等泥质陶都占有一定比例。金兰寺下层的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占3.9%便是一例。彩陶目前已知的有，金兰寺（41）、万福庵、小梅杀（42）、香港舂坎湾、铜鼓湾、大湾和蟹地湾等（43）。金兰寺和万福庵多为残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盘等。金兰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红陶表面绘赭红色宽带纹（圈足上），或在盘外绘叶脉状纹。东莞彩陶的特点是表里均绘彩，泥质黄灰陶先涂白地，再绘暗红色的宽带纹或弧形纹。在金兰寺还出一件可复原的陶钵，泥质灰陶，质地较坚硬，敛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转痕迹，口沿外绘一道（宽1.2厘米）红彩宽带纹。口径17.5、高5.7厘米。舂坎湾（ChungHomWan）有两件复原器，均为圈足浅底盘（ShallowDish）器形略有差别。一件敛口，圈足向内弧；另一件敞口斜腹，圈足外撇，饰小圆镂孔，红陶白衣，盘外绘红彩波浪纹、圆点纹。同出的还有一件完整的镂孔圈足直腹细泥红陶杯，器身刻曲折纹（44）舂坎湾出土的同类彩陶矮圈足盘残件，省博物馆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遗址发现一件彩陶圈足盘，经复原其形制与舂坎湾的一件几乎完全一样，唯器形稍大，彩陶图案更为清晰，美观（46）。以上彩陶均定为新石时代中期。此外，在我馆藏品中，笔者找到一件粗纱陶釜或罐口沿残片，口沿上有一道红彩宽带纹，以下为刻划纹及绳纹，出于南海县，编号为“NKG”的遗址。这表明西樵山遗址所在地的南海县也有彩陶发现。还有，在佛山河宕下层也发现过一件完整的泥质橙黄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绘三条短条纹，上腹绘一笔流畅的赭色彩条。另外在下层出土有十多件（残片）泥质磨光彩陶圈足盘，图案是一种红色或赭红色的宽带纹或宽窄并列的条纹，绘于盘口外或口沿面，花纹比较简单(47)。总之，目前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岛屿(以及韩江三角洲海丰等地(48))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中发现的彩陶，数量还不多，图案纹样比较简单。器形主要是圈足盘，还有小平底钵、圈足小罐和夹砂釜或罐等，彩陶图案属于几何形花纹系统(带状条纹、平行线条纹、叶脉状条纹、勾连弧线或勾连云纹等)，比较复杂的是小梅沙那种近似勾连弧线纹加圆点等，至今未发现动植物图案花纹。总的风格与我国东南沿海省区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划纹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又与青莲岗文化、昙石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例如，南京北阴阳营有口沿绘宽带纹的圈足碗，邳县大墩子彩陶钵上有绘勾连弧线加圆点纹(49)。台湾凤鼻头文化圈足盘圈足上也有类似舂坎湾弧线纹的彩陶花纹。台中社脚也有类似河宕那种在口沿面上绘宽窄排列的短线条纹(50)，等等。广东的彩陶与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有金兰寺中层、东莞龙江村、南海通心岗、灶岗、佛山河宕、高要茅岗、深圳鹤地山、赤湾村、宝安蚌地山(51)、西樵山镇头西坡，以及香港深湾cb层等。广东新石器晚期根据石峡下层和中层等遗址的层位叠压和器物的特点变化关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或称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遗址虽然本身还有早晚之别，如金兰寺中层分有2A层和2B层，河宕遗址可分第2层和第3层，镇头西坡贝壳层也可分上、下层，但它们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属于末期，即大体与石峡中层、始兴澄陂村窑址相当。这个时期的陶器，一个特点是几何形印纹陶的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拍印纹饰，而且具有特点。以河宕、灶岗与石峡中层比较，前两者印纹深而清晰，单位结构粗疏，如对角线的重方格纹(大小由四至五重组成)一个单位直径达4-6厘米。印纹种类也多，河宕一处就有二十多种不同花纹。另一特点是器形承袭、发展了本区前期的特征。如炊煮器仍以釜为主，三足器(如鼎等)极少发现(佛山河宕出土四万多片陶片，仅见一件实足)。深圳赤湾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形”器，有的下面支垫器座，应为烤鱼类的器物，过去宝安、香港深湾等地发现的多为残件，不明用途（52）。另外深圳还发现一种带两个镂孔的“炉座”(暂名)。这里仅举河宕为例，河宕旧墟遗址较大面积的揭露及其出土的丰富陶器，在西樵山附近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晚期(末期)陶器的种类和几何印纹陶的丰富多彩。如盛行圜底釜、矮圈足罐，缺乏三足器类。釜多宽沿敞口(棱角明显)、扁圆腹。夹砂陶的印纹除绳纹、条纹(篮纹)、划纹(以水波状为多)外，还有曲尺纹、梯子形格纹、云雷纹、对角线重方格、凸圆点纹等二十多种。泥质陶主要有罐壶类和盘豆类。罐壶类都附圈足，形式多样，主要是圆腹和折肩两类。圆腹的多素面磨光，地层和墓葬中都有出土，是石峡中层未见的。小口折肩的，肩以上无纹，肩以下有云雷纹一至三周，以下多为曲尺纹组合，是末期出现的一种典型器。石峡中层也有，但数量很少。盘豆类数量多，以镂孔矮圈足为主。圈足盘有敛口、子母口和展唇等不同形式，质地多为细泥磨光红陶或橙黄陶。一，种敛口的磨光红陶盘，很象仰韶式的红陶钵，但下面附有圈足，同时在圈足盘中还有一部分彩陶。泥质陶的印纹种类将近有三十种，主要拍印于罐壶类上。此外，河宕还发现有六、七十片陶片上有刻划符号，二件器底部刻划鱼纹，符号多刻于圈足盘的底部。石峡下层没有发现刻划符号，中层仅见一个“米”字形符号。而与河宕年代相当的高要茅岗也发现有十个左右的刻划符号。河宕下层与中层的陶纺轮有明显区别，中层多为素面。下层的其底面多有刻划花纹，为单线或复线的圆弧线，把底面分成三、四、五等分。还应提到，增城金兰寺中层，出土过一件形象逼真的陶祖(且)，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父权制的确立。(53)
2.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群古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系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作为一种指示物来探索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那么，它的分布范围可能及于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指北自北江飞来峡以下，西江自三榕峡以下，东江自剑潭以下的地区。包括清远、广州、花县、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顺德、高鹤、中山、斗门、新会、江门、珠海、台山、恩平、开平、博罗、东莞、宝安、深圳、肇庆、高要、四会等二十四个县、市，总面积为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33）。目前除花县、顺德、四会、江门、肇庆和开平等外，其余各县、市均有发现。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岛屿，笔者目前查到有这类石器地点已达一百处以上(详见文末附表)。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遗址如此广泛的分布，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个供应范围很广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这与珠江三角洲这一冲积平原缺乏适合制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关)；另方面可以证明当时(至迟在制作有肩石器之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将霏细岩石器的有无作为确定西樵山文化同类遗址的唯一标志，而只是把它作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布范围的依据和线索。例如，我们并不把番禺和广州飞鹅岭等地一些与夔纹陶共存含有西樵山类型石器的青铜时代遗存划入西樵山文化。又如，我们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遗址归入西樵山文化类型遗存，那不仅是蒲台岛、南丫岛的芦须城等地都发现过霏细岩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里发现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文化面貌都与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说一脉相承的（34）。
旅游胜地：西樵山风景区面积14.2平方公里，钟灵毓秀，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之美誉。西樵山还是华南地区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制造工场，“西樵山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考古学者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曾孕育了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黄飞鸿、黄君璧、冼玉清等一批时贤俊杰。西樵山自然风光绮妮秀丽，人文景观丰富多姿，交通四通八达，是旅游度假、探险猎奇、考古寻秘的好去处。西樵镇辖下的西岸风景区位于西樵山的西南面，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得非常完好的风景区。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林，流泉飞瀑终年不绝，是度假休闲和观光旅游的理想之选。镇内有大小宾馆、酒店25家，拥有四星级的云影琼楼和多家星级酒店。2005年，共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87亿元。西樵的景色，绚丽多彩；西樵的发展，欣欣向荣。新的世纪，新的挑战，新的思路，西樵将继续发挥区位、人文、环境优势，依托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力推广应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谱写新的篇章。西樵山位于广东省南海市的西南部，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自然风光清幽秀丽，旅游文化底蕴厚重，民俗风情古朴自然。自明清以来，文人雅士，趋之若鹜，旅人游子，纷至沓来，使秀美的西樵山成为名噪南粤的旅游热点。西樵山自然风光美轮美奂，山上72峰峰峰皆奇，42洞洞洞皆幽，更有湖、瀑、泉、涧、岩、壁、潭、台点缀其间，成为这座熄灭了亿万年的死火山的旷世佳作。西樵山林深苔厚，郁郁葱葱，洞壁岩缝，储水丰富，古人赞之为“谁信匡庐千嶂瀑，移来一半在西樵”。今人称之是：“绿色水库”，“固体水库”。正是因为西樵山有如此高品味的自然旅游资源，国务院、国家林业部才相继授予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两顶桂冠。最近还通过国家AAAA级旅游区的评定。体育成就，西樵是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篮球、乒乓球赛、龙舟赛等活动常年不断，广场文化蔚然成风。西樵女子龙舟队两年来在国内外多项比赛中夺得＂六冠一亚＂的优异成绩。
西樵灿烂古文化：西樵民风淳朴，古俗犹存。山间有7个古村落，个个具有原汁原味的的岭南农家特色。走进农家采茶种菜，别有风味；参加西樵婚嫁礼仪，奇趣无穷。一种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走农家路，干农家活”为特点的“做一天西樵山民”山村农家乐活动因其山野之趣，倾倒了众多都市旅游者。此外，西樵山欢乐节等节庆活动，以及“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俗活动，颇具地方特色。西樵山素有“珠江文明的灯塔”的美誉，早在60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西樵山人，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双肩石器”文化；明清时期，以湛若水、何白云、康有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学子隐居西樵，探求理学，锤炼心性，使西樵山获得了“南粤理学名山”的雅号，西樵“理学文化”自此声誉雀起；西樵山的宗教文化特色鲜明，她不仅以佛、儒、道三教融合为其特点，更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南海观音文化令人瞩目，耸立于西樵山第八高峰上的世界第一观音座像已成为人们研究观音文化的必到之所；作为国家森林公园的西樵山，其绿色文化尤为突出，西樵山以其美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前花园”成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逐步走向“都市化”的南粤民众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一块福地。在这里，游人可尽情吞吐西樵翠色，肆意吸纳山川灵气，休闲度假修身养性，健康长生已成为西樵“绿色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西樵山上村人的婚嫁习俗和生产劳动习俗，引起了游人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间游艺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游人若不以一睹为快。西樵山美誉众多，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的佳话，将西樵与东樵（罗浮山）列为南粤名山的代表，近年来，更有文人学士写诗瞩文，给西樵山以更高的评价。赵朴初有“古风爆竹喧人日，世内桃源现代家”的佳句，秦牧有“西樵秀色美于诗”的赞誉，黄施民有“西樵若问比东樵，秀倚南天此最娇”的吟咏，更有学者专家盛赞其为“不上西樵山，不算到岭南”。今天，处于新世纪的西樵山--这颗绿色的宝石，正在显现出愈加夺目的光彩。
经济发展：经济指数：多年来，西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为主战场，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5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亿元，同比增长15.6％；经济总收入216.21亿元，增长18.7％；税收7.28亿元，增长13.9％；镇级财政收入2.7亿元，增长13％；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1.72亿元，增长16.6％，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71.2亿元，增长16.8％；用电总量16.5亿千瓦时，增长4.2％，其中工业用电量13.9亿千瓦时；农民人均纯收入8347元，增长5.1％。
(二)关于遗址的年代：主要有几种看法：(1)开始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⒃；(2)对第二地点(火石迳)或其它细石器地点，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对比，认为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⒄，有的认为属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测第二地点可以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对西樵山遗址总的看法，有的认为包涵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存⒇，有的认为其年代可能较早于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21），有的认为细石器与磨光石器应是“同时异相”，早于增城金兰寺和海丰遗址，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我赞成西樵山包涵着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指细石器遗存，目前主要有火石迳、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根据省博物馆对火石迳、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对太监岗的试掘（23），以及笔者陪同有关专家的多次观察（24），这两处山岗存在着不与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细石器堆积层。不过，太监岗因基建取土，火石迳因有现代壕沟、墓葬、采石坑，试掘面积都很小，两处的文化层看来并不典型、清晰。要彻底解决这几处细石器地点的文化层及年代问题，还需要较大面积的发掘。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其石料以燧石为主，细石器包括小石叶、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类。根据比较分析，西樵山细石器与我国北方一些年代较早的典型细石器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同样具有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据曾骐同志对旋风岗等地点七二四件细石器的分类统计，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种形式，其中有华北细石器遗址常见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占一○五件，其中Ⅲ式宽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骐同志认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为其他省区所少见。在西樵山的尖锥状石核中，未见华北常见的“铅笔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边缘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细石片的宽长、厚长的比数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圆头刮削器(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镞(三件)。不见北方细石器系统中常见的石钻。这些，又表明西樵山细石器具有自己的特点(25)。在西樵山这批细石器材料发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经指出：“以海拉尔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而没有陶器共生。同样的现象也见于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等遗址，特别是下川、虎头梁经过发掘，有明确的地层证据，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较大，它的绝对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骐同志的文章也谈到，西樵山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其中较多的特点接近于沙苑、松山(即海拉尔——引者)细石器，而后两者都被暂定为中石器时代，西樵山细石器的年代可能与上述遗存相去不远”。同时，根据贾兰坡先生的现场观察、对西樵山大部分细石器标本的鉴别及其有关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细石器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传统的范围（27）。此外，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多嵌于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与早期的渔猎经济相联系。西樵山及其周围数千年前还是一个河涌纵横、岛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泽遍野的地理环境，也正符合这种经济类型。如果再结合其它一些现象考虑，如第3、4、5地点也采集过少量细石器，第7地点也发现有几件燧石石核和几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岗、灶岗、藤涌岗，观音庙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呒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也出有个别燧石细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详见文末附表)。此外，从西樵山第7、第11地点等霏细岩的部分有肩斧、锛、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细薄长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们与细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着承袭关系。因此，我认为西樵山细石器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还会延续得晚一些。总而言之，西樵山细石器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华南细石器遗址分布上的空白，提出了广东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课题。其次是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地点或遗址。这类遗存多分布于西樵山南、西、北麓或台地，部分分布于较高的山冈和洞穴，包括采石场(如虎头岩等)、制石场(如第7、第11、15地点等)、渔猎捕捞和“锄农业”(如贝壳堆积、第23地点等)。这类遗存石器的石料，绝大多数为霏细岩，器形以有肩石器为代表，包括斧、锛、铲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霏细岩、细砂岩、石英砂岩的长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锛、凿、矛等，粗略估计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不超过一、二十件。陶片仅有二、三百片，包括绳纹、刻划纹夹砂陶和泥质、夹砂的几何印纹陶。石环等饰物偶有发现(第15地点)，动物(不包括介壳类)或植物遗骸至今尚无发现。这些现象与一般定居遗址是不相称的。几何印纹陶(如方格纹、曲尺纹、重圈纹、叶脉纹等)的出现，正说明西樵山存在着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证明西樵山存在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第一，镇头西坡含贝壳层遗址的试掘，经碳十四测定，表明其年代相当于中、晚期(详后年代部分)。第二，据金兰寺、石峡、河宕、茅岗等遗址的发掘和测定年代可作旁证，在西樵山诸遗址(或遗物地点)中，凡出细绳纹、刻划纹而未有印纹陶的，可定为中期；凡已出几何印纹陶的，可定为晚期。第三，从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详见文末附表）。由此可见，西樵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延续年代很长的、供应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时也有生产生活的遗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总之，西樵山遗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个阶段的遗存，主要是中、晚期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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