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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遗址的年代:主要有几种看法:(1)开始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⒃;(2)对第二地点(火石迳)或其它细石器地点,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对比,认为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⒄,有的认为属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测第二地点可以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对西樵山遗址总的看法,有的认为包涵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存⒇,有的认为其年代可能较早于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21),有的认为细石器与磨光石器应是“同时异相”,早于增城金兰寺和海丰遗址,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我赞成西樵山包涵着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指细石器遗存,目前主要有火石迳、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根据省博物馆对火石迳、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对太监岗的试掘(23),以及笔者陪同有关专家的多次观察(24),这两处山岗存在着不与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细石器堆积层。不过,太监岗因基建取土,火石迳因有现代壕沟、墓葬、采石坑,试掘面积都很小,两处的文化层看来并不典型、清晰。要彻底解决这几处细石器地点的文化层及年代问题,还需要较大面积的发掘。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其石料以燧石为主,细石器包括小石叶、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类。根据比较分析,西樵山细石器与我国北方一些年代较早的典型细石器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同样具有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据曾骐同志对旋风岗等地点七二四件细石器的分类统计,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种形式,其中有华北细石器遗址常见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占一○五件,其中Ⅲ式宽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骐同志认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为其他省区所少见。在西樵山的尖锥状石核中,未见华北常见的“铅笔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边缘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细石片的宽长、厚长的比数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圆头刮削器(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镞(三件)。不见北方细石器系统中常见的石钻。这些,又表明西樵山细石器具有自己的特点(25)。在西樵山这批细石器材料发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经指出:“以海拉尔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而没有陶器共生。同样的现象也见于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等遗址,特别是下川、虎头梁经过发掘,有明确的地层证据,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较大,它的绝对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骐同志的文章也谈到,西樵山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其中较多的特点接近于沙苑、松山(即海拉尔——引者)细石器,而后两者都被暂定为中石器时代,西樵山细石器的年代可能与上述遗存相去不远”。同时,根据贾兰坡先生的现场观察、对西樵山大部分细石器标本的鉴别及其有关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细石器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传统的范围(27)。此外,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多嵌于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与早期的渔猎经济相联系。西樵山及其周围数千年前还是一个河涌纵横、岛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泽遍野的地理环境,也正符合这种经济类型。如果再结合其它一些现象考虑,如第3、4、5地点也采集过少量细石器,第7地点也发现有几件燧石石核和几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岗、灶岗、藤涌岗,观音庙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呒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也出有个别燧石细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详见文末附表)。此外,从西樵山第7、第11地点等霏细岩的部分有肩斧、锛、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细薄长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们与细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着承袭关系。因此,我认为西樵山细石器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还会延续得晚一些。总而言之,西樵山细石器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华南细石器遗址分布上的空白,提出了广东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课题。其次是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地点或遗址。这类遗存多分布于西樵山南、西、北麓或台地,部分分布于较高的山冈和洞穴,包括采石场(如虎头岩等)、制石场(如第7、第11、15地点等)、渔猎捕捞和“锄农业”(如贝壳堆积、第23地点等)。这类遗存石器的石料,绝大多数为霏细岩,器形以有肩石器为代表,包括斧、锛、铲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霏细岩、细砂岩、石英砂岩的长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锛、凿、矛等,粗略估计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不超过一、二十件。陶片仅有二、三百片,包括绳纹、刻划纹夹砂陶和泥质、夹砂的几何印纹陶。石环等饰物偶有发现(第15地点),动物(不包括介壳类)或植物遗骸至今尚无发现。这些现象与一般定居遗址是不相称的。几何印纹陶(如方格纹、曲尺纹、重圈纹、叶脉纹等)的出现,正说明西樵山存在着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证明西樵山存在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第一,镇头西坡含贝壳层遗址的试掘,经碳十四测定,表明其年代相当于中、晚期(详后年代部分)。第二,据金兰寺、石峡、河宕、茅岗等遗址的发掘和测定年代可作旁证,在西樵山诸遗址(或遗物地点)中,凡出细绳纹、刻划纹而未有印纹陶的,可定为中期;凡已出几何印纹陶的,可定为晚期。第三,从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详见文末附表)。由此可见,西樵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延续年代很长的、供应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时也有生产生活的遗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总之,西樵山遗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个阶段的遗存,主要是中、晚期遗存。 (一)关于遗址的性质问题:多数研究者认为,西樵山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如《未来希望》、《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⒀、《复查》和《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⒁等。《初步调查》和《西樵山石器》两个报告,则认为还存在着与采集、渔猎(早期的)和锄耕农业(晚期的)有关的遗存。我赞成西樵山主要是一处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长、石制品供给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并进一步解决石器制作场这个问题,才能对西樵山许多地点发现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当的解释,特别是对霏细岩的各种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类、定名和年代,进行正确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许多新石器以至青铜时代遗址石器或石料的来源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点,《复查》和《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我也认为西樵山还应有生产活动的遗存,而不仅仅是石器制造场。早期的如太监岗和南蛇岗,既有细石器的文化堆积,又发现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器,晚期的就更为明显。除镇头西坡(第15地点)保存有长20余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层(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可分两层,内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点(佛子庙)和第11地点等,都有文化堆积,并非都是坡积层。又如西樵中学校址(暂编第23地点)先后出土过十多件磨制精细的霏细岩、砂岩的有肩石斧、锛、有段石锛,这里是一片坡地或台地,这些生产工具应与锄耕农业有关。此外,西樵山遗址先后发现过大约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岩、板岩等似非西樵山所出产。这些石器,也应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5.地理环境、遗址类型和经济生活的特点:西樵山文化分布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地势坦荡,河涌纵横,山岗台地(一说是岛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泽地的冲积平原(62)。这种复合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亚热带或热带气候及自然资源的特点,必然给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习俗,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可从遗址类型、自然遗物及居住遗迹(如“干阑式”建筑)等方面得到说明。在各种类型的遗址-山岗(或岛丘)、台地、土墩、贝丘、沙丘(或沙洲)遗址中,贝丘和沙丘遗址占半数以上,目前总数不少于一百处。广东新石器中期的遗址多是贝丘遗址,也多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沙丘(或沙洲)遗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湾F层第。属于晚期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或文化层)就更多了(参看本文附表)。这类贝丘和沙丘遗址(主要是贝丘遗址),堆积着大量成层的介壳类和水陆栖动物遗骸。如河宕旧墟发掘面积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种动物的遗骨,以及数以吨计的介壳(主要是下层)。下面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种属,以供研究参考。象(南海民乐、河宕、茅岗等,民乐象头骨鉴定为“西樵山亚洲象新亚种)(63)”,牛(河宕中层、金兰寺、增城石滩仙村、新塘、博罗铁场墟、民乐龙船田、观音庙口、深湾[Bos]),猪(河宕,茅岗,龙江村,深湾等,茅岗、河宕经鉴定有小部分属家养),弥猴([Maccasp.]河宕下层),马来鳄([Tomistomasp.]河宕、东莞龙江村等),硬头海鲶(俗称赤鱼[AriusLeiotetocephalos]深湾数量多,还河宕,金兰寺)(64),据《深湾》报告说是一种深海鱼类,产卵时可游至浅海或河口),断斑石鲈(俗称头鲈,也深海鱼类,深湾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鱼(深湾),丽蚌或河蚌(Lamprotulasp.)兰蚬或河蚬(Corbiculasp.),蚶(新会罗山咀、环城牛头山、茶坑、外海潮莲富岗、青澜、高鹤古椰村、博罗马嘶村、上南村、惠阳潼湖下里村等),牡蛎(俗称蠓,有长牡蛎、僧帽牡蛎等,河宕旧墟、狮子桥、南海大沥梁边村,增城仙村、新塘、石滩、博罗铁场圩,新会环城、外海、罗山咀等)(65)。此外,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以上这些发现,一方面充分证明渔猎、捕捞业是当时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另方面,对探讨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变迁及是否有过海浸等问题,也有参考价值。至于山冈和台地遗址,从大量磨制石斧、锛、铲和发达的陶器看,晚期应有原始农业的出现。但至今似未发现过农作物,因此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断。 4.墓葬及其习俗:西樵山文化的早期墓葬尚无发现。中期的如新会罗山咀发现一座二次瓮棺葬,葬具为两件相套的粗砂陶厚胎折肩瓮,肩上刻划一周三角形(内加斜线)划纹,还有一个刻划符号。人骨从头到下肢有序地叠置于瓮内,随葬品有骨簪、穿孔麻龟板饰物各一件(54)。据《深湾》发掘报告,在F层及晚期cb层都发现过火葬及土葬。引人注目的是火葬,这种火葬是从文化层中零星散见的许多碎骨,包括头骨及肢骨等,经过八百度高温火化迹象而判定的(55)。晚期墓葬有较多发现。1961年金兰寺2A层贝壳堆积中发现四座,浅坑或墓坑不明显,人骨架头东脚西,仰卧直肢,基本并行排列。鉴定为一女(老)、两男(青)、一儿童,儿童紧依女性骨架。其中M2(男,25岁±),有人工拔牙(56)。仅M4女性墓,有长方格印纹陶缶、骨饰各一件为随葬品。1978年,南海灶岗贝丘遗址发现六座,墓坑多不明显,头向东南,脚向西北,仰卧直肢,经鉴定男女老少均有。仅三座墓各随葬小石锛一件。1977年,笔者在河宕狮子桥遗址调查,发现有人头盖骨、颚骨、肢骨残骸,推测应为墓葬。狮子桥的年代与河宕旧墟的中层相当。1977-1978年,河宕旧墟发掘760平方米,发现墓葬七十七座(中层五十一座,下层贝壳层二十六座)。这批墓葬在文化层中,多数没有墓坑,一部分有浅坑(如M15打破红烧土居址)。葬式主要是一次单人葬,仰卧直肢,但下层一部分可能为二次葬,仍为仰卧直肢。M12发现有骨架两具,墓坑不明显,经鉴定同为中年女性,还不能肯定为合葬墓。这批墓葬均为东西向,经鉴定的五十六座,男女老少均有,幼童占十座。中层或下层的男女老幼都是间错排列(还有一些叠压打破关系),并非同辈的男女有序地排列。经鉴定有一重要现象,即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成年女性一律头东脚西(57)。二十八座成年男女墓有随葬品,占成年男女墓总数的42%,随葬品共四十件,每墓多者三件,少者一件。女性多随葬陶纺轮一件,男性多为一件小石锛或镞、矛,或许仍然反映着男女两性自然分工。还有,下层墓都没有随葬陶器,九件陶器均出于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其中甲区M1(女老年有三件(泥质黑皮圈足盘二、夹砂方格纹圈足罐一件)。M19(男,青年),泥质薄胎方格纹敞口凹底罐一件。M23(女,青年),肩有双鋬磨光黑皮小陶罐一件。M24(男,成年),似水晶质地的玦和红陶圈足小罐各一件。下层墓除了随葬小石锛、骨镞、石镞、石环、陶纺轮外,有两座墓随葬象牙器。两座墓均为青年男性,M25(30岁±,人工拔牙),人骨右手腕上戴大象牙环一件,头上有半环形一侧带凹槽的骨饰一件,长10厘米余;M65(25岁±,拔牙),头上有大小相若的亚腰筒形器两件,高7.6、上径6.2、下径8.2厘米。制作精致,薄如蛋壳。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人骨架在可供观察的二十二个成年个体中,发现有十九个(男十,女九)生前人工拔牙,未拔牙的三个,拔牙个体出现率占82.6%。拔牙个体中,最小年龄为22-25岁(甲区M63),拔除的齿种绝大多数是上颌两侧(也有单侧)第二门齿,还有五例是拔除上颌中门齿、中门齿与左右侧门齿相结合的,研究人员指出“这是值得注意”的(58),因为我国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昙石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拔牙材料中,拔除或敲去的齿种绝大多数(据统计占90%强)是上颌侧门齿,一般忌拔上中门齿及下门齿,同时拔牙齿种的不同,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含义。河宕人骨架体质形态,鉴定接近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又指出。虽然“显示出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征”,“但他们还应该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59)。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66厘米,女性约154厘米。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估算身高(168.4-172.3厘米)矮一些。上述金兰寺墓葬经鉴定认为“这批头骨有明显的黄种人的特征”,并指出“有些形态如圆头、拔牙可能对探讨我国沿海的民族起源和迁移有一定意义”(60)。如上所述,广东目前发现的二十个拔牙个体,都发现于珠江三角洲沿海的贝丘遗址,文化性质和年代也相当,均属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结合《山海经》、《淮南子》、和《唐大和上东征传》(61)等文献有关记述以及民族学材料,特别是结合从山东至广东,我国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形态、拔牙(凿齿)材料,不难看出广东发现的这批墓葬及拔牙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总之,上述河宕、灶岗、金兰寺等贝丘遗址的墓葬有几个共同特点:(1)墓葬或墓地分布于遗址中;(2)墓坑不明显或挖浅坑,用贝壳填埋;(3)墓坑或人骨架以东西向为主,实行一次单人葬为主(河宕可能也有二次单人葬),未见明确的合葬墓;(4)多数墓没有随葬品(约占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二),有随葬品的每座墓多为一件,也有二、三件的。这些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当时居民的葬制和葬俗。 西樵灿烂古文化:西樵民风淳朴,古俗犹存。山间有7个古村落,个个具有原汁原味的的岭南农家特色。走进农家采茶种菜,别有风味;参加西樵婚嫁礼仪,奇趣无穷。一种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走农家路,干农家活”为特点的“做一天西樵山民”山村农家乐活动因其山野之趣,倾倒了众多都市旅游者。此外,西樵山欢乐节等节庆活动,以及“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俗活动,颇具地方特色。西樵山素有“珠江文明的灯塔”的美誉,早在6000多年前,勤劳智慧的西樵山人,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双肩石器”文化;明清时期,以湛若水、何白云、康有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学子隐居西樵,探求理学,锤炼心性,使西樵山获得了“南粤理学名山”的雅号,西樵“理学文化”自此声誉雀起;西樵山的宗教文化特色鲜明,她不仅以佛、儒、道三教融合为其特点,更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南海观音文化令人瞩目,耸立于西樵山第八高峰上的世界第一观音座像已成为人们研究观音文化的必到之所;作为国家森林公园的西樵山,其绿色文化尤为突出,西樵山以其美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前花园”成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逐步走向“都市化”的南粤民众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一块福地。在这里,游人可尽情吞吐西樵翠色,肆意吸纳山川灵气,休闲度假修身养性,健康长生已成为西樵“绿色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西樵山上村人的婚嫁习俗和生产劳动习俗,引起了游人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半山扒龙舟”,“阿婆扒龙舟”,“新年狮艺”等民间游艺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游人若不以一睹为快。西樵山美誉众多,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的佳话,将西樵与东樵(罗浮山)列为南粤名山的代表,近年来,更有文人学士写诗瞩文,给西樵山以更高的评价。赵朴初有“古风爆竹喧人日,世内桃源现代家”的佳句,秦牧有“西樵秀色美于诗”的赞誉,黄施民有“西樵若问比东樵,秀倚南天此最娇”的吟咏,更有学者专家盛赞其为“不上西樵山,不算到岭南”。今天,处于新世纪的西樵山--这颗绿色的宝石,正在显现出愈加夺目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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